“和”的本质是“成”—倡扬“大道和成学”(9)

习主席访问印度时所说的“我们都把‘和’视作天下之大道”，并不是说“和”就等同于“道生万物”的“道”。“视作”，是说“和”与“道”有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具有像“道”一样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可小视。但终归“和”还是“和”，“道”还是“道”，将“和”与“道”没有完全划等号。钱先生说习主席“这一重要论述是对中华传统‘和’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意思是说将“和”转化成“道”了，即言“和”就是“道”。否认二者的区别，完全把二者等同起来，这仅仅是钱先生的一相情愿。钱先生将习主席的“视作”，妄改作“成为”，又说“转化”，这是移花接木，执意曲解、篡改。

钱先生说“和”像“道”一样能“生万物”，实则，“和”不具备“生万物”的因子、元素。“和”在万物的生成中，是必不可少的动力，过程，条件。但它不能直接生成万物。正像钱先生所说的“‘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经过互动、相互冲击，达到平衡状态时，就能生出万物”。能生万物的是“‘道’所派生的阴阳二气”，不是“和”；“经过互动、相互冲击，达到平衡状态”，这才是“和”的作用、样态。能生物的实体，与促成物之生成的动能、过程以及状态，就是《老子》所说的“势”，二者不能混为一谈。钱先生所说的“‘道生万物’其实就是‘和生万物’，可简称为‘和生’”，从事理、逻辑、词义分析，都是讲不通的。      “道生万物”的“道”，老子赋予了特定的内涵，从生“物”的这一面说，偏重于本体论，是宇宙学、生命学、生物学的命题。孙中山有名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孙中山、习主席所说的“大道”，是社会学、政治学、哲学的命题，其目标都是要成就全中国、全人类的幸福、和平大业，根本没有与“生”联系在一起的纤毫意向。

习主席2014年的两次讲话，都完全是从政治、社会的层面、范畴来谈论中国的“和”文化，与“生”根本无涉。其基本精神，都是以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的民族精神，来昭示天下，在世界各国的不同中，去谋求大同，构建“人类共同体”，以成就全人类的和平大业、安乐梦想。

所以，中国“和”文化的“和”之当今社会之用，主要的着眼点，不是顺其自然的“生”，而是发挥“和”的巨大能动性的“成”。“和”的作用与价值，主要在社会学方面，主要的功能与应用是成事。成事，就包含着“生物”。例如，成就农耕之事，必然以庄稼的旺长与丰收为目的。因此，“生”“成”二字相连曰“生成”。欲“生物”，必先“成事”。“和气生财”，不是“和气”能直接“生”出“财”来。而是，人与人通过“和气”“和谐”的交往协商，办成了这样、那样的事情，达成了这样那样的协议，进行农业耕作、工业制造、商业流通，才能“生”出财富来。很明显，“和”的本质是“成”，有成才有生。

《老子》第五十一章说的内驱外动的“势成之”，为我们提供了“和”文化理论架构之精、气、神。“物”之“生”，也是由于“势”之“成”。钱老先生立足于当今现实社会的需要，着意于对“和”的功能与作用的探讨，是非常值得称道的！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和平、公平、公正的思想，资源丰富，意义重大而深远。“和”，能“成”万物、万事；万事万物，无“和”不能成。单个的人，抬脚动手，都要与人间万类去“和”，并达到“和”之最佳状态；不“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做不成。“成”与“和”，二者又如影随形，共存共在。“和”的意义大矣哉！“大道和成学”，可以成立，准确鲜亮，器宇轩昂，值得大力倡导宣扬。创建、倡扬“大道和成学”，对于振奋中华民族精神，成就世界和平伟业，一定会发挥出正能量和大作用！

钱先生的文章对史伯的“以他平他谓之和”作了新解说：“这个定义有两层涵义：其一是多元性，即构成物的‘他’不能是单一的，而必须是多元的，下限绝不能少于两个，少于两个就只剩下一个‘他’，这就回到了‘同’，而‘同则不继’，是绝不能生物的。”

其实，“构成物的‘他’”，不一定“必须是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