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的本质是“成”—倡扬“大道和成学”(5)

 “大和”，一本作“太和”。朱熹正义：“太和，阴阳会合冲和之气也。”⑥这是说“太和”是一种“气”，不精确。南怀瑾、徐芹庭译注的《白话易经》解为“均衡和合适当的状态”⑦，言者甚是。

《“和”的本质在于“生”——“大道和生学”之我见》（后文均简称“我见”）一文认为：“这是对‘和实生物’的另一种表述。‘乾道’即天道。天道的自然变化使万物各得其属性之正。而万物各正性命，方能达致‘太和’（“大和”即太和）。高亨注：‘太和非谓四时皆春，乃谓春暖、夏热、秋凉、冬寒，四时之气皆极调谐，不越自然规律……天能保合太和之景象，乃能普利万物，乃谓天之正道。’由太和而始生万物，于是才有万国之安宁。”

“太和”是“均衡和合适当的状态”，高亨说是“景象”，是一种无形的存在，是用来描状“‘乾道’即天道”运化资生万物过程中达到“各正性命”程度的一种最佳调适样态。就是“彖辞”中所说的“乃利贞”，最有利于万物生成。这里生成万物的是“乾道”，而不是“太和”。“我见”说“由太和而始生万物”，是断章取义之论。

“我见”说“我们无从确考《乾•彖》与史伯‘和实生物’出现之先后”，“无从确考”，此论无错。但，历史真实是《史记》、《汉书•艺文志》认为，左丘明为孔子《春秋》作传后，不幸失明，“雅思未尽……稽其逸文，纂其别说”而成《国语》。现在一般认为，《国语》主要来源于春秋时期各国史官的记述，后来经过熟悉历史掌故的人加工润色，大约在战国初年或稍后编纂而成。基本可以肯定，“和实生物”出现，当在《乾•彖》之后。

“我见”又说：“但可肯定的是，无论是‘和实生物’，还是‘保合太和，乃利贞’都是从本体论的高度，将‘和’认定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道明了‘生’作为‘和’的本质。”

我们前文说过“保合太和”，是一种状态，是无形的存在，它不是资生万物的实体。将此处的“和”，与“本体论”挂钩，实难成立。“和实生物”是本体论范畴。然而，抽掉了“实”，单单视“和”为本体，这是抽樑换柱之说，不能成立。史伯、《乾卦•彖辞》都没有将“和”当做万物生成本体的意蕴，也没有“和生”的话语，更没有认定“和”“是万物生生不息的本源”。这些，都是“简论”、“我见”给其强加的。

“我见”又说：“显然，史伯提出‘和实生物’和《易经》表述的‘保合太和，乃利贞’，奠定了古典中国哲学‘和生’哲学的基础；它明确地揭示了中国‘和’文化的本质特征——‘生’。《易传•系辞下》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正表述了古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总之，‘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

“天地之大德曰生”，能“生”者是“天地”，天地是生万物的母体。《易传•系辞下》并没有说“和”之大德曰生，怎么能直接得出结论是“正表述了古典中国哲学‘和’文化的本质”是“生”？这是牛头不对马嘴

《管子》说“和乃生，不和不生”，前文已有分析，此处不再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