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礼于老子及其思想的会通互鉴(8)

5.从老子的“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欲不欲，而民自朴”，到孔子的民本观

楚简《老子》多处谈到治国者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表达了“以民心为心”的观点。第四篇第一章有：“成事遂功，而百姓曰我自然也。”还有：“绝知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绝伪弃虑，民复孝慈”。（楚简《老子》第二篇第一章）“圣人之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厌。以其不争也，故天下莫能与之争”，（楚简《老子》第二篇第2章）集中表达了老子反对酷刑苛法，反对扰民的无为政治思想。只有以德化民率民，使民心信服，方能收到“天下莫能与之争”的治理效果。孔子对老子的上述思想颇多领悟。一是认为治理大国的根本原则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强调“爱人”，善待人民。二是对人民施仁政，而不靠暴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若用政令、刑罚治理、约束人民，人民会只图幸免而不知耻辱；若用道德、礼义治理、约束人民，人民就不但有耻辱感而且能自己纠正错误。《论语·八佾》记述鲁哀公向孔子的学生宰我询问做土地神的牌位用什么木，宰我答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周人用栗木的意思是让老百姓见了战战栗栗。孔子听了这话很不满意，责备宰我失言，认为，用“使民战栗”的话回答鲁哀公是不妥的，这里暗含着对老百姓不应施暴政，而应施仁政的思想。孔子还认为，古语“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论语·子路》）说得很对，也含有以善道教民治国，从而免除残暴杀戳的道理。三是取信于民。“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必不得已而去”，先“去兵”、再“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民心为上，取信于民是立国的根本。如此，才能“近者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四是富国先要富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论语·宪问》载有孔子对管仲的评价，他从“利民”的视角入手，认为齐桓公杀了管仲的主人公子纠，管仲非但不殉节，反而辅助齐桓公成就霸业，统一天下。这不能说管仲不仁，而要看到他这样做使人民得到了好处。孔子认为，管仲的仁德体现在人民身上，使民获益，这种仁是主要的，是大节，而事奉谁则是次要的，是小节。孔子以是否对人民有利评价古人，表现的是“民本”思想。

6.从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也，不得已而用之”，到孔子的反对征战

楚简《老子》第四篇第三章阐述了老子对于用兵征战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国家来说，用兵征战是不祥之举，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轻举妄动，以杀戳天下苍生为乐者，必不能得志于天下。他的结论是，“杀人众多”即使打了胜仗，也不应加官晋爵或兴高采烈，而应“以哀悲位之”、“以丧礼居之”。孔子深受老子这一思想影响，一生都慎重对待三件大事：斋戒、战争、疾病，（《论语·述而》）他从不谈论怪异、暴力、叛乱和鬼神。（《论语·述而》）因此，南宫适向孔子请教，言及羿、善于射箭和水战，但没得到好死，禹、稷等亲自种庄稼却获得了天下。孔子对南宫适的看法大加赞赏，认为他反对争战，崇尚仁德，是真君子。他以仁德大义正面教育冉求、季路，以阻止权臣季氏兴动干戈的企图，（《论语·季氏》）他对卫灵公不施仁政，只讲霸道，追求杀戳的征战行为极为不满，根本就不回答他如何列阵的提问，真可谓言行一致了。

除上所述，孔子的不信鬼神（《论语·乡党》、《论语·先进》）和对尧、舜、禹等圣明君主的宽厚、诚信、勤敏、公允治国道理的阐发（《论语·尧曰》），以及治国要“尊五美、屏四恶”的告诫（《论语·尧曰》），均可看作是对老子相关思想的展开或发挥。

通过楚简《老子》文本与《大学》、《中庸》、《论语》的对读，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老子与孔子的世界观、人生观趋同互补。相比而言，老子的世界观更为深刻，孔子从中吸取了丰富的营养，形成了对世界、人生的看法，更为系统和具体。

2.老子与孔子对“道”、“德”含义的界定趋同互补。老子的界定涵盖面广，层次高，指出了大的方向，孔子则在这个大方向下多用于经国治世和个人的修身养性。

3.老子与孔子阐述的治国原则、宗旨、方法趋同互补。均强调治国者要先修身，把道德修养放在首位。老子认为，只有先自达于圣人之道，“上德”境界，方可经国治世，孔子则引申为一切人都要先做人，然后才能做学问、做事，并有用于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