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礼于老子及其思想的会通互鉴(2)

“巷党助葬”和“孔子适周”，是少年孔子、青年孔子与老子早期的两次接触，这个时期的孔子，正是通过钻研西周典籍，四出问学以及社会调查，逐渐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孔子说自己是“三十而立”，孔子如何使自己在社会上确立一席之地呢？那就是通过周礼。可见，两次问礼于老子，在孔子一生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老子与孔子就施行何种政治进行论辩。王子朝之乱之后的公元前516年，老子罢官回到故乡苦县。老子罢官归居这一段史实，《史记》无载，保存在《庄子》中。《庄子·天道篇》载：“孔子西藏书于周室。子路谋曰：由闻周之征藏史有老聃者，免而归居。夫子欲藏书，则试往因焉。”据此，我们得知老聃曾经免而归居，归居的地点自然是在故里苦县（今鹿邑），孔子西藏书见老子也是在苦县。公元前514年，孔子来到这里第三次见老子。此时的老子饱经社会离乱，社会政治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从任周守藏室史时的崇信、宣传、维护周礼，到反对周礼。二是从原来的探讨统治术，到主张“无为而无不为”。而孔子到苦县访问老子的目的是想通过老子的介绍以便藏书于周王室的守藏室。但此时的老子对孔子视如珍宝的商周典籍已不屑一顾。孔子自少年起一直浸沉于周礼之中，通过三十年研究，他不但精通周礼，而且把仁字与周礼结合起来，以“仁”为礼之核心，把一个以祭祀、战争、管理国家、处理人际关系为主要内容的周礼，改造成为以研究人伦关系为中心内容，把周礼从神学改造成为人学。孔子很得意于自己的创造性发展，便向老聃重点讲述仁学的内容及其价值，试图说服老子。在老子与孔子之间围绕施行何种政治展开了“无为而无不为”与“仁义”之治的论辩。

《庄子·天道篇》对这次论辩记载颇详。这次辩论的核心问题：“人性究竟是什么？”孔子认为，仁义是人的本性，仁义的表现是泛爱无私。老子则认为，自然才是人的本性；仁义虽表现为无私，但最终的结果还是利己；或者说，以利人开始，换取利己的结局；人与人之间是一种互利关系，这种关系只不过被仁义加以修饰而已。老子认为，这种做法是矫情之举，是绕了一个圈子最终还是回到个人生存问题上来，亦即归为生养之道；而生养之道最根本的还是自然。因此，老子认为，仁义之说实在是迂阔得很，而自然之说则直面人生。他指出：“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老子举例说，就好像对于一个逃离家庭的孩子，你愈是击鼓呼喊他的名字，他愈是逃得快一样，孔子愈是用仁义呼唤人性回归，就愈是远离自然，就愈是失去人性。就像鹄不日浴而白，鸟不日黔而黑一样，自然人性用不着仁义修饰。

老子与孔子之间的这场辩论，除去庄子有意夸张的成份，其基本事实和基本观点是可信的。

第四次，孔子主要向老子求教天道。据《庄子》、《孔子家语》等典籍记载，第四次求教开始于公元前501年。《庄子·天运》：“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乃南之沛见老聃。老聃：‘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可见，孔子年届五十一岁时是第四次见老子，地点是在沛泽，目的是向老子求教天道。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闻道”，这个孔子五十一岁所未闻的道不是普通的社会政治之道，而是自然大道。所以，当老子问孔子是怎样探求道的时候，孔子回答道：“求之于度数。”这个“度数”并非社会制度名数，而是天体运动的度数；孔子又进而回答说：“求之于阴阳”。度数也是阴阳变化之数，所以求之于度数仍不得，才进而求之于阴阳。看来，孔子探求天道的路径并不错，但是还没有达到把握天道的程度。当孔子向老子求问天道的时候，老子告诉说：“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这就是说，道不可献，不可进，不可告，不可与，必需通过内心觉悟，才能真正把握天道，内心不悟，强从外入，那是不可取的。老子认为，必须帮助孔丘从仁义之说的迷误中解脱出来。所以在孔子问天道之后，老子很快又把话题转到了仁义问题，指出，仁义只是先王住宿过一夜的旅社，并不是永恒的真理；他希望孔子能够顺任自然的变化而不为物欲所滞塞。

这一次会见，老子究竟向孔子介绍了怎样的天道呢？据《庄子·知北游》记载，老子关于天道的思想其主要内容如下：

1.什么是道。老子指出：“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又指出：“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