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问礼于老子及其思想的会通互鉴(4)

这样，楚简《老子》实际上向人们展现了与传统诠释迥然而异的老子形象，既有深刻的人生智慧，不摒弃“仁义”、“圣智”，不嗜好愚民的阴柔权术，不谈论鬼神，不憧憬“小国寡民”社会，也不讲求功利和抽象论“道”的老子。这样的一个老子及其博大精深的学说体系，不仅使人们透过重重历史帷幕，更逼真地看到了老子本人的原貌，而且也使人们通过解读老子所倡导的“道”、“德”精神，把握到了老子与孔子之间真实的思想关系。这就是楚简《老子》给予人们的最大启迪，也是不能不让人深入探讨的焦点之所在。

二、同时代的人生阅历决定老子、孔子思想会通互鉴

1.老子与孔子共生于乱世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逝于公元前479年。老子生于公元前571年，卒年不详。从孔子适周曾问礼于老子这个诸多史家都引用的资料看，他们应该是同一时代的人，而且老子年长于孔子。因为孔子到周去的时间，是其奋发学“礼”而老子仍未辞周之守藏史之职的时间。因此，老子应长孔子二十余岁。他们生活的这一时期，正好处于西周灭亡、都城东迁、王室溃败、诸侯争霸之时。在诸侯与诸侯之间，攻城掠地、争战讨伐、此消彼长；在诸侯国内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不甘于退出统治地位，新兴的地主阶级强烈要求掌权，于是就出现了周与诸侯之间的“大宗”不尊，诸侯国内部的“小宗”叛乱的情况。此正所谓礼崩乐坏、王纲解纽。由初周及其成康盛世建立起来的、在井田制经济基础之上产生的分封制、宗法制和等级制奴隶制度开始逐渐崩溃。这种王权衰微、侯权下降、政在私门的状况及平民的起义，彻底打乱了旧有的政治秩序和经济秩序，使很多人在这一变幻不定的历史接榫期，显得无所适从——旧有的陈法显然难以效法，而新生的价值观念又很难一统人心。这正是一个沧桑巨变的战乱年代。乱世固然可以出英雄，但乱世带给普通百姓的灾难性打击却更值得去思考。老子与孔子作为当时的大知识分子，对此种问题，是不可能不作出一番回答的，而这也正是与其共生而来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客体强加于认识主体的时代共性。

2.老子与孔子都是先官而后民，都试图以自己的启示与教诲去拯救乱世

老子任周之守藏史，因“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史记》卷四十三）亦即辞官归隐了。孔子“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史记》卷四十七）大约在公元前527年，适周问礼于老子。如以老子长孔子二十余岁推算，这时的老子恐怕已近五十岁了。如以其后五年老子辞官回楚计，老子的归隐即在其五十多岁时。而孔子自周回鲁后，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生涯的磨炼。在“定公十四年”时，五十六岁的他才由大司寇行摄相事。但也是在该年，他因不满鲁统识者的声色犬马，毅然辞鲁去卫，游说于诸侯之中，开始了边授徒边研习的生活。直到十四年后，在其大约七十岁时才由季康子迎回鲁国，不再致仕。所以，孔子辞官为民的年龄，与老子是相若的，都在五十多岁。

    这个由官而为民的年龄分界线，对老子与孔子的学术思想和政治世界观的形成，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具体表现在：其一，他们经历了大约30多年的为官生涯，熟知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了解周王室及诸侯国的各种典章制度，有着丰富的政治经验和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其二，他们共同所具有的漫长的为官生涯的职业特性，为其提供了一个绝好地精心研究古代文化精典著作如《诗经》、《书经》、《易经》和《礼记》等的机会，也使其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汲取中国远古传统文化的精神养料，把他们锻造为当世的博学家和指导社会发展的政治理论家。其三，他们对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秩序都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在五十多岁以后的为民生活，都很艰辛曲折。老子先是回归故里苦县，后又为避吴楚之乱在七十岁时适居沛泽，最后才隐居秦地。他的生活，肯定不如居周为官时那么荣华。孔子自辞鲁去卫始，周游列国凡14年，无不终日提心吊胆。有饥饿的威胁，有杀生的祸乱，一点也不富且贵。这就使得他们对春秋时期那种动荡的社会状况能较一般官僚有更深刻的了解，也使得他们能更真切地体会普通平民生于乱世的苦衷；能更实在地感受诸侯兼并所造成的争战祸乱的血腥残酷；能更理智地去分析时代交替中社会所存在的那种道德的堕落和政治的黑暗。于是，他们集一生经验与实践之大成，将为官时对统治者所施暴政的了解与为民时对下层百姓生活困苦的同情结合起来，各自提出了鲜明的治世主张，针贬时弊，济世救人，弘扬大道。

3.老子和孔子都对当时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猛烈的批判

老子作为周朝的守藏史，管理过周及周以前各朝代的文献典籍，也研究过周及属国之间的政坛内幕，他非常熟知没落的周王朝的腐败无能。而对诸侯的争霸战争，揣“道”而怀之的老子看不到也不可能看到“治世”的那一线曙光，他更多地注意到了乱世的残酷和血腥，也抨击了当代的社会混乱与民不聊生。《老子》对现有社会秩序大混乱状态的揭露和批判是非常深刻的。他认为：“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老子》第75章）这就将隐藏于宗法等级观念之中的一个普遍的原已被歪曲的逻辑规律用鲜明的语言揭示了出来，即剥削是人民饥寒的根本原因，而难治却正是强作妄为的高压政策的结果。如要使老百姓不轻死反抗，就得首先让统治者“无为”，减少横征暴敛的贪欲。正因如此，老子才深刻地指出：“大道甚矣，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财货有余；是谓盗夸。非道也哉！”（《老子》第53章）他还说：“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咎莫大于欲得；祸莫大于不知足”。（《老子》第46章）而面对无道和贪欲所造成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第30章）的结果，老子批评道：“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老子》第30章）警告统治者莫要穷兵相争，要少动干戈，要给老百姓以休养生息的机会，而唯有变无道为有道，消除贪欲与暴敛，薄税赋、轻刑罚、息兵马，才会变乱世为治世。而这也正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老子》第57章）